中文的「真實」是一個複雜而帶多重語意的詞彙,總會令人看似簡單,又有多種歧義想像,例如當我們去問「什麼是真實」時,很多時便錯誤地陷入了只有真與假的二元結論,而非討論真實的哪一種面向,及如何了解真實等問題。然而,不論是寫實(Realism)、表現(Expressionism)、意象(Phenomenology)、理智/話語(logos)、存在(Existentialism),乃至叔本華的意志與表象(Will and Representation),均涉及真實在不同意涵上的辯證。而在表演藝術中談及真實,就因具有創造者呈現、再現真實符號,以及觀者被輸出、吸收及共鳴等過程,而變得更需要仔細分析及討論。究竟我們要思考的是劇場如何創造寫實(Realism),或劇場作為再現真實(Representation)的場域如何與現實社會接軌,還是觀眾如何接收到真正的意象或意志?不過三者並不一定相對,有時候甚至可以同時出現。如同上世紀談得火熱,指向劇場呈現真實的「紀錄劇場」一樣,既是將社會層面的部分現象拉進劇院,同時又以不同形式再現,又通過直面的流程讓觀眾直接接收意象。但當觀眾開始會問,再現的部分如何經過處理,為什麼要在室內了解真相,而非走出劇院,及當藝術將材料剪裁又改造,為何仍稱之為真實時,紀錄劇場的真實表象便被拆解,變得不可靠,或其定義一再被拓寬。那麼我們重新思考的是,在創作到傳遞訊息之間,倘若無論以哪一種形式及手段,觀眾從根本開始便知道劇場是一個再現表象的場地,而無論如何必然與外在真實有差異時,所謂呈現真實是否仍存在,它的意義及手法又是什麼呢?
然而,正如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藝術總監陳炳釗說,如果單純說劇場上的所有再現都是虛假的話,我們就沒有討論下去的意義。故此,他仍相信真實是堅實的 (Truth is Concrete)[1]。當要去理解真實劇場(Theatre of the Real)時,便不應該去問什麼是真實,而是要思考指向哪一面向的真實。前進進的「真實劇場探索計劃」也一樣,以不同的創作方式或手段,來探尋表演藝術在創作人、作品及觀眾之間,連繫彼此的究竟是怎樣的真實面相,而非執著於呈現資訊的真假問題。
在此,我嘗試就計劃內其中四個創作項目,分析不同節目所要探討的不同真實面向,並討論追尋真實與劇場呈現碰撞之間的幾層美學思考及影響。
然而,正如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藝術總監陳炳釗說,如果單純說劇場上的所有再現都是虛假的話,我們就沒有討論下去的意義。故此,他仍相信真實是堅實的 (Truth is Concrete)[1]。當要去理解真實劇場(Theatre of the Real)時,便不應該去問什麼是真實,而是要思考指向哪一面向的真實。前進進的「真實劇場探索計劃」也一樣,以不同的創作方式或手段,來探尋表演藝術在創作人、作品及觀眾之間,連繫彼此的究竟是怎樣的真實面相,而非執著於呈現資訊的真假問題。
在此,我嘗試就計劃內其中四個創作項目,分析不同節目所要探討的不同真實面向,並討論追尋真實與劇場呈現碰撞之間的幾層美學思考及影響。
《鐵行里》
作為「真實劇場探索計劃」的第一個節目,《鐵行里》是陳炳釗的編導作品,以他的中環家族史切入,從一條置於香港最核心地帶卻被忽略的小巷開始,擴散至探索中環百年填海的演變歷史,但最後又回到個體——離散者與留下的人之間的連繫,在這個不斷流徙的地方如何繼承資訊,延續歷史的思考等。然而,縱然整個計劃包含了長達一年多的史料搜集及資料發佈,最終的演出並沒有呈現太多香港歷史資訊,更沒有向紀錄劇場的方向發展,而是將資訊內化,融化為戲劇性味道濃厚的原創故事。結果而言,《鐵》是個傳統的戲劇,就連真人真事改編也談不上,僅僅是借編導陳炳釗的部分個人經驗及回憶加以擴充,幻想出多個不同的人物及片段。有趣的是,故事裡另一位與編導同名的城市規劃師陳炳釗,又真的存在於現實的香港,卻在故事中與劇場的陳炳釗來了一場虛構的見面及辯論。
確實,這樣從自身經歷及歷史資料中收集資訊、轉化,並成為劇本,並不創新,甚至是大部分創作人的創作方式吧。然而也要清楚了解的是,「真實劇場探索計劃」並沒有標榜創新,重點不是新的形式或是傳統創作,而是在這種所謂「傳統」創作之下,所要探討的是,當我們很清楚,即便號稱真人騷的故事也是多少在被設定的劇本框架內,廿一世紀的觀眾究竟對這種滲雜宏觀歷史,而又改寫個人歷史/記憶的故事,要如何看待或欣賞呢?真相對劇場而言真的很重要嗎?答案是一半一半。倘若改寫的部分不是個人史,而是地方史,例如《鐵行里》最初描述的香港歷史並非從史料中搜集,而是杜撰出來,那麼觀眾會認為藝團資料搜集有誤,還是不再理會了,就當是一個與香港無關的偽史故事來看嗎?以這樣的思路去思考「真實」,就會明白創作上一個可能很基本,但沒有太多人會深入討論的過程,正如《鐵行里》劇本,其實正以一種首先向觀眾介紹正史的方式,讓觀眾先確立這是一個談及香港、個人及地方的真歷史的角度出發,包括在序章陳炳釗以導演的身份走出來,及後幾個網路演者述說大家耳熟能詳的香港故事也如是,令觀眾先以為這是個真實回憶,繼而才在真實的回憶面向之間,挖開出虛構的部分,及最後對未來的想像。這樣的切入流程,正正是為了「欺騙」觀眾渴望相信眼前是真實,使之後較容易接軌後面擺明虛假的故事,卻又不在思想上與真實部分斷裂,而成就了虛與實流暢地在劇場上融合的最終結果。我還是要再說明一次,這種方式並不新穎,但仔細地去思考觀眾如何吸收真實的資訊,從而欣賞虛構的故事,通過劇場而令腦內想像生活的多重可能性,可以說是借藝術來呈現意志與表象相互流動的一片心思。
作為「真實劇場探索計劃」的第一個節目,《鐵行里》是陳炳釗的編導作品,以他的中環家族史切入,從一條置於香港最核心地帶卻被忽略的小巷開始,擴散至探索中環百年填海的演變歷史,但最後又回到個體——離散者與留下的人之間的連繫,在這個不斷流徙的地方如何繼承資訊,延續歷史的思考等。然而,縱然整個計劃包含了長達一年多的史料搜集及資料發佈,最終的演出並沒有呈現太多香港歷史資訊,更沒有向紀錄劇場的方向發展,而是將資訊內化,融化為戲劇性味道濃厚的原創故事。結果而言,《鐵》是個傳統的戲劇,就連真人真事改編也談不上,僅僅是借編導陳炳釗的部分個人經驗及回憶加以擴充,幻想出多個不同的人物及片段。有趣的是,故事裡另一位與編導同名的城市規劃師陳炳釗,又真的存在於現實的香港,卻在故事中與劇場的陳炳釗來了一場虛構的見面及辯論。
確實,這樣從自身經歷及歷史資料中收集資訊、轉化,並成為劇本,並不創新,甚至是大部分創作人的創作方式吧。然而也要清楚了解的是,「真實劇場探索計劃」並沒有標榜創新,重點不是新的形式或是傳統創作,而是在這種所謂「傳統」創作之下,所要探討的是,當我們很清楚,即便號稱真人騷的故事也是多少在被設定的劇本框架內,廿一世紀的觀眾究竟對這種滲雜宏觀歷史,而又改寫個人歷史/記憶的故事,要如何看待或欣賞呢?真相對劇場而言真的很重要嗎?答案是一半一半。倘若改寫的部分不是個人史,而是地方史,例如《鐵行里》最初描述的香港歷史並非從史料中搜集,而是杜撰出來,那麼觀眾會認為藝團資料搜集有誤,還是不再理會了,就當是一個與香港無關的偽史故事來看嗎?以這樣的思路去思考「真實」,就會明白創作上一個可能很基本,但沒有太多人會深入討論的過程,正如《鐵行里》劇本,其實正以一種首先向觀眾介紹正史的方式,讓觀眾先確立這是一個談及香港、個人及地方的真歷史的角度出發,包括在序章陳炳釗以導演的身份走出來,及後幾個網路演者述說大家耳熟能詳的香港故事也如是,令觀眾先以為這是個真實回憶,繼而才在真實的回憶面向之間,挖開出虛構的部分,及最後對未來的想像。這樣的切入流程,正正是為了「欺騙」觀眾渴望相信眼前是真實,使之後較容易接軌後面擺明虛假的故事,卻又不在思想上與真實部分斷裂,而成就了虛與實流暢地在劇場上融合的最終結果。我還是要再說明一次,這種方式並不新穎,但仔細地去思考觀眾如何吸收真實的資訊,從而欣賞虛構的故事,通過劇場而令腦內想像生活的多重可能性,可以說是借藝術來呈現意志與表象相互流動的一片心思。
《潛行者地圖》
反過來,從《鐵行里》延伸出來的項目《潛行者地圖》,便真的算是以非傳統的新思考角度,來測試真實與劇場之間的關係。作品由羅妙妍、黃宇軒及陳炳釗共同創作,內容以展示陳炳釗如何創作《鐵行里》的過程出發,卻仍保留書寫偽歷史的部分,以未來的角度來說香港將來幾十年的想像情況,而「現在」的空間,則設定為未來的觀眾回到2022年香港,探索當時真實街區景象的故事。故此觀眾被設定為「未來人」,並真的先走到陳炳釗在中環的居所,看看《鐵行里》創作的部分過程,並開始依靠WhatsApp的指示,自行於中環指定的路線上遊走,經歷設定好的故事。
這個形式與其說是近年香港興起的體驗劇場(Immersive Theatre),可能更像少在香港發展的「真人實境角色扮演遊戲」(Live-action Role Play Game,LARP),即是觀眾被附加虛構角色,並在真實的場地去完成一些故事情節。目的是完全讓觀眾的想像力於真實世界中放飛,並去自我投入地參與一些角色任務。其實沒有想得那麼複雜,情況就如同小孩把公園想像成城堡並玩打仗遊戲一樣,完全是將存在與意象混淆,讓觀眾沉溺在個人幻想的情境,既無視真實世界,又要小心過馬路及了解中環的真實環境活動。問題是這樣觀眾在真正的中環街道上行走,卻不斷吸收對該街區虛假的描述及故事,無疑是一個針對觀眾如何看待自身存在的命題。但在解決這個命題前,我們便必先確認觀眾的身份,即無論觀眾有否看過《鐵行里》演出也好,他們也是參與前進進這個作為首先被假定為劇場表演的活動之中,即作為劇場觀眾的角度去切入事件。這其實很重要,原因是觀眾首先認定了這是一場表演(那怕是非劇場的表演)之後,便以劇場的方式思考這是一個虛構故事,來開始遊戲。故此,觀眾並不是走在平常的街道,至少在思想準備上,是首先進入了「劇場」,繼而才走出去真實的街道。這樣,當觀眾先來到陳炳釗在鐵行里的家居,並重新向中環街道出發時,便套上一個新的濾鏡(故事)來觀察香港地方,令尋常變成不尋常,也令人存在於城市的意義改變,那怕只是僅僅一個半小時的旅程。
特別的是,活動中帶領觀眾遊走的是一個WhatsApp機器人程式,既沒有任何需要觀眾專注投入的如耳機導覽的浸淫體驗,甚至連在街上也沒有讓觀眾可欣賞的任何裝置,故此觀眾僅憑WhatsApp的文字、圖片、聲音來進行幻想,並與眼前的真實世界互動。觀眾在任何時間都處於抽離狀態,而只在思考節目如何為真實的街道帶來新的角度及想法,而這些新的想像,完完全全地只在觀眾的腦內發生而已,情況就像在閱讀一本描寫另一個維度的中環的小說一樣,所謂的藝術性的真實,是藉由意象帶動的存在感。
反過來,從《鐵行里》延伸出來的項目《潛行者地圖》,便真的算是以非傳統的新思考角度,來測試真實與劇場之間的關係。作品由羅妙妍、黃宇軒及陳炳釗共同創作,內容以展示陳炳釗如何創作《鐵行里》的過程出發,卻仍保留書寫偽歷史的部分,以未來的角度來說香港將來幾十年的想像情況,而「現在」的空間,則設定為未來的觀眾回到2022年香港,探索當時真實街區景象的故事。故此觀眾被設定為「未來人」,並真的先走到陳炳釗在中環的居所,看看《鐵行里》創作的部分過程,並開始依靠WhatsApp的指示,自行於中環指定的路線上遊走,經歷設定好的故事。
這個形式與其說是近年香港興起的體驗劇場(Immersive Theatre),可能更像少在香港發展的「真人實境角色扮演遊戲」(Live-action Role Play Game,LARP),即是觀眾被附加虛構角色,並在真實的場地去完成一些故事情節。目的是完全讓觀眾的想像力於真實世界中放飛,並去自我投入地參與一些角色任務。其實沒有想得那麼複雜,情況就如同小孩把公園想像成城堡並玩打仗遊戲一樣,完全是將存在與意象混淆,讓觀眾沉溺在個人幻想的情境,既無視真實世界,又要小心過馬路及了解中環的真實環境活動。問題是這樣觀眾在真正的中環街道上行走,卻不斷吸收對該街區虛假的描述及故事,無疑是一個針對觀眾如何看待自身存在的命題。但在解決這個命題前,我們便必先確認觀眾的身份,即無論觀眾有否看過《鐵行里》演出也好,他們也是參與前進進這個作為首先被假定為劇場表演的活動之中,即作為劇場觀眾的角度去切入事件。這其實很重要,原因是觀眾首先認定了這是一場表演(那怕是非劇場的表演)之後,便以劇場的方式思考這是一個虛構故事,來開始遊戲。故此,觀眾並不是走在平常的街道,至少在思想準備上,是首先進入了「劇場」,繼而才走出去真實的街道。這樣,當觀眾先來到陳炳釗在鐵行里的家居,並重新向中環街道出發時,便套上一個新的濾鏡(故事)來觀察香港地方,令尋常變成不尋常,也令人存在於城市的意義改變,那怕只是僅僅一個半小時的旅程。
特別的是,活動中帶領觀眾遊走的是一個WhatsApp機器人程式,既沒有任何需要觀眾專注投入的如耳機導覽的浸淫體驗,甚至連在街上也沒有讓觀眾可欣賞的任何裝置,故此觀眾僅憑WhatsApp的文字、圖片、聲音來進行幻想,並與眼前的真實世界互動。觀眾在任何時間都處於抽離狀態,而只在思考節目如何為真實的街道帶來新的角度及想法,而這些新的想像,完完全全地只在觀眾的腦內發生而已,情況就像在閱讀一本描寫另一個維度的中環的小說一樣,所謂的藝術性的真實,是藉由意象帶動的存在感。
《逝言書》
那麼專注於聲音導航,刻意讓觀眾在真實的空間戴上耳機陷入沉重故事的《逝言書》,又在呈現何種真實意象呢?前進進邀請了台灣創作人黃思農將曾在德國及台灣演出過的演出《逝言書》帶來香港,聯合本地創作人黃衍仁加以調節,在香港的街道上再次出發,讓觀眾邊走邊聽關於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一些離散故事。或者《逝言書》可能是整個「真實劇場探索計劃」中最容易梳理出真實與劇場關係的節目,原因是不論內容及形式,《逝》都旨在混合真實/史實及劇場手段,其中內容上用上白色恐怖時期的史料,更直接地挪用了塵封六十年的被處決者遺書,經過提煉及編排後,成為現在的藝術文字。有趣的是這些遺書都屬個人史,它既只會反映部分史實,但也深具戲劇性及感性,令它們更易於被藝術轉化,被編導提取當中濃厚的感情部分,轉達到觀眾手中,觀眾可以順著曾經存在於世的真實感情,與歷史甚至當下的世代結合,去遙想當年或遠在台灣的地方,也對應了現在香港的離散境況。形式上,觀眾戴上耳機,一邊隨領航員的步伐遊走土瓜灣鬧市,再走上幽靜的小丘,另一邊聆聽整個已設計好的故事。如此,《逝》看似一個普通的環境劇場或體驗劇場演出,然而對觀眾最大的挑戰是聲音中的故事與觀眾遊走的地方,在歷史意義上、物理上,甚至在絕大部分的內容上都沒有關連,令內容(時間)與空間在觀眾的視覺與聽覺之間交織出奇點,一個無可能利用理智說明的連結方式。但也正因為時間與空間走著不同方向,卻又同時發生,觀眾便像自行將象徵及故事拼貼、連結,及至想像,利用假定團隊將一切都「設計好」的信念,有機地收集不相關的資訊,包括台灣監獄外的小學生吵鬧聲,剛好與土瓜灣的小學連上;故事提及的台北河流與九龍城道同樣呈現穿流不息的形狀;槍斃的聲音與山上真實被放走的汽球意象連接;以及台灣人的遺言,生離的分裂,與一望無際的香港海景帶來的離散孤寂,成為了一幕又幕毫不現實但又流露真挈的情感,表現主義下的想像,構成了觸及觀眾心靈的意象,這就是真實轉化為美感的最具體證明。所以,反過來說,倘若演出發生在與歷史相關的地方,或在佈置成與故事情境相似的場域,就會直接讓觀眾把視覺對應聲音中的故事,投入在真人真事改編的劇場之內。現在不是這樣,觀眾沒辦法以那種方式投入,但正如黃衍仁所言,現代都市人本來就很習慣邊聽歌或聲音邊在街上行走,致當觀眾要走路時卻被塞入一把聲音,反而因為不用去聆聽街上的嘈雜,便更能專注於劇情。同時間,他認為我們更會利用想像力,去豐富聲音帶來的效果,繼而移動到視覺,在看似毫無關係的香港城市,尋找與台灣故事相連的蛛絲馬跡,有些是團隊設計好的伏線,更多是觀眾詮釋下的旅程。
最後,黃思農也說,這個節目中走路是必須的,通過走路,通過映入眼簾而不斷轉移的風景,觀眾會通過身體及視覺的消耗,更容易感受一個不論在時間及經驗上看似與自己很遙遠的故事。而今次香港版本更比台灣及德國版多了一道上山的環節,縱然山路很短,也不崎嶇,但觀眾多少要耗費體力,流下汗水。完場後不少觀眾也反映這樣的運動,反倒令他們更能投入故事,一邊是借肉體辛勞來體會囚犯的痛苦,另一邊更是體力上的消耗,令腦筋及感知更為敏銳,更能感覺箇中的微細情感流動,及創作人的巧思。
那麼專注於聲音導航,刻意讓觀眾在真實的空間戴上耳機陷入沉重故事的《逝言書》,又在呈現何種真實意象呢?前進進邀請了台灣創作人黃思農將曾在德國及台灣演出過的演出《逝言書》帶來香港,聯合本地創作人黃衍仁加以調節,在香港的街道上再次出發,讓觀眾邊走邊聽關於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一些離散故事。或者《逝言書》可能是整個「真實劇場探索計劃」中最容易梳理出真實與劇場關係的節目,原因是不論內容及形式,《逝》都旨在混合真實/史實及劇場手段,其中內容上用上白色恐怖時期的史料,更直接地挪用了塵封六十年的被處決者遺書,經過提煉及編排後,成為現在的藝術文字。有趣的是這些遺書都屬個人史,它既只會反映部分史實,但也深具戲劇性及感性,令它們更易於被藝術轉化,被編導提取當中濃厚的感情部分,轉達到觀眾手中,觀眾可以順著曾經存在於世的真實感情,與歷史甚至當下的世代結合,去遙想當年或遠在台灣的地方,也對應了現在香港的離散境況。形式上,觀眾戴上耳機,一邊隨領航員的步伐遊走土瓜灣鬧市,再走上幽靜的小丘,另一邊聆聽整個已設計好的故事。如此,《逝》看似一個普通的環境劇場或體驗劇場演出,然而對觀眾最大的挑戰是聲音中的故事與觀眾遊走的地方,在歷史意義上、物理上,甚至在絕大部分的內容上都沒有關連,令內容(時間)與空間在觀眾的視覺與聽覺之間交織出奇點,一個無可能利用理智說明的連結方式。但也正因為時間與空間走著不同方向,卻又同時發生,觀眾便像自行將象徵及故事拼貼、連結,及至想像,利用假定團隊將一切都「設計好」的信念,有機地收集不相關的資訊,包括台灣監獄外的小學生吵鬧聲,剛好與土瓜灣的小學連上;故事提及的台北河流與九龍城道同樣呈現穿流不息的形狀;槍斃的聲音與山上真實被放走的汽球意象連接;以及台灣人的遺言,生離的分裂,與一望無際的香港海景帶來的離散孤寂,成為了一幕又幕毫不現實但又流露真挈的情感,表現主義下的想像,構成了觸及觀眾心靈的意象,這就是真實轉化為美感的最具體證明。所以,反過來說,倘若演出發生在與歷史相關的地方,或在佈置成與故事情境相似的場域,就會直接讓觀眾把視覺對應聲音中的故事,投入在真人真事改編的劇場之內。現在不是這樣,觀眾沒辦法以那種方式投入,但正如黃衍仁所言,現代都市人本來就很習慣邊聽歌或聲音邊在街上行走,致當觀眾要走路時卻被塞入一把聲音,反而因為不用去聆聽街上的嘈雜,便更能專注於劇情。同時間,他認為我們更會利用想像力,去豐富聲音帶來的效果,繼而移動到視覺,在看似毫無關係的香港城市,尋找與台灣故事相連的蛛絲馬跡,有些是團隊設計好的伏線,更多是觀眾詮釋下的旅程。
最後,黃思農也說,這個節目中走路是必須的,通過走路,通過映入眼簾而不斷轉移的風景,觀眾會通過身體及視覺的消耗,更容易感受一個不論在時間及經驗上看似與自己很遙遠的故事。而今次香港版本更比台灣及德國版多了一道上山的環節,縱然山路很短,也不崎嶇,但觀眾多少要耗費體力,流下汗水。完場後不少觀眾也反映這樣的運動,反倒令他們更能投入故事,一邊是借肉體辛勞來體會囚犯的痛苦,另一邊更是體力上的消耗,令腦筋及感知更為敏銳,更能感覺箇中的微細情感流動,及創作人的巧思。
《在新的一天,我們繼續往理想前進》
之前馮程程曾於香港及台灣上演這個作品,今次作為計劃的壓軸,再將內容及形式稍作修正,成為了現在的模樣。場持續五至六小時的演出,七位演者手上只有既定的規則及字庫,便要開始一場沒有事先安排的接龍式故事敘述,觀眾則分佈在展覽廳的不同地方,聆聽一連串只有些許關連,但沒有單一連續性,思想飛遠的多種故事。臨近尾聲觀眾更被邀請參與這場接龍式講故事遊戲,以「故事還未完結」為首,近似意識流的方式去接駁上一首的故事片段,再發展出另一個可能毫不相干的故事情節。可以說,整個演出從形式、內容、時間長度,到觀眾認知的角度等,都旨在挑戰劇場的既定典型,甚至是對理智/話語(logos)的再詮釋。語言、故事需要線性嗎?沒有結構上的邏輯是否就沒有敘事邏輯?觀眾如何吸收/看待語言?只有關鍵字關聯的不同故事,能給予觀眾一組具意義的感受嗎?及最終的問題︰人是怎麼樣溝通的?語言、故事真的重要嗎?演員重要嗎?在「真實劇場探索計劃」的框架下,是次演出本身就像一個小型的劇場實驗一樣,探索劇場具備哪一些存在及真實的意義,人與人之所以要留在劇場,最終極的目標究竟是什麼?故此與其說演出是一個像《一千零一夜》說故事的橋段,因為它在真實的場域下與觀眾消磨五小時光陰,便更像一場以打開一切可能性的方式,不斷提問更多關於存在問題的思辨進程。
問題的關鍵是,完結了五小時的接龍故事,在既定好的結尾後,對創作人、演者、觀眾而言,又帶來了怎樣的成果及變化,或留下了一個怎樣的時光?因為故事千變萬化,而沒有脈絡可方便觀眾記住,也可能真的沒有意義。正如觀眾看畢一個尋常演出或故事,對他們也只是留下一陣美好的感覺,一段與台上演者共渡的美麗時光。這種近似虛無主義式的想法,或許正好配合創作人在是次演出中拆解劇場一切的包裝後,得到的最後結論,一場只餘下流逝過的時間,及一些集體共知的人文關懷,包括對希望、自由、愛等的渴望,通過藝術而將之深化,是劇場創作最初及最終要完成的其中一個目標吧。也許,這是探索真實的意義之一,甚至是我們渴求以劇場形式先行,在明知道表演者「造假」的情況下,仍然希望在共存的空間探尋真相的欲望,而那些真相,正正是這些普世價值下的基本元素。
之前馮程程曾於香港及台灣上演這個作品,今次作為計劃的壓軸,再將內容及形式稍作修正,成為了現在的模樣。場持續五至六小時的演出,七位演者手上只有既定的規則及字庫,便要開始一場沒有事先安排的接龍式故事敘述,觀眾則分佈在展覽廳的不同地方,聆聽一連串只有些許關連,但沒有單一連續性,思想飛遠的多種故事。臨近尾聲觀眾更被邀請參與這場接龍式講故事遊戲,以「故事還未完結」為首,近似意識流的方式去接駁上一首的故事片段,再發展出另一個可能毫不相干的故事情節。可以說,整個演出從形式、內容、時間長度,到觀眾認知的角度等,都旨在挑戰劇場的既定典型,甚至是對理智/話語(logos)的再詮釋。語言、故事需要線性嗎?沒有結構上的邏輯是否就沒有敘事邏輯?觀眾如何吸收/看待語言?只有關鍵字關聯的不同故事,能給予觀眾一組具意義的感受嗎?及最終的問題︰人是怎麼樣溝通的?語言、故事真的重要嗎?演員重要嗎?在「真實劇場探索計劃」的框架下,是次演出本身就像一個小型的劇場實驗一樣,探索劇場具備哪一些存在及真實的意義,人與人之所以要留在劇場,最終極的目標究竟是什麼?故此與其說演出是一個像《一千零一夜》說故事的橋段,因為它在真實的場域下與觀眾消磨五小時光陰,便更像一場以打開一切可能性的方式,不斷提問更多關於存在問題的思辨進程。
問題的關鍵是,完結了五小時的接龍故事,在既定好的結尾後,對創作人、演者、觀眾而言,又帶來了怎樣的成果及變化,或留下了一個怎樣的時光?因為故事千變萬化,而沒有脈絡可方便觀眾記住,也可能真的沒有意義。正如觀眾看畢一個尋常演出或故事,對他們也只是留下一陣美好的感覺,一段與台上演者共渡的美麗時光。這種近似虛無主義式的想法,或許正好配合創作人在是次演出中拆解劇場一切的包裝後,得到的最後結論,一場只餘下流逝過的時間,及一些集體共知的人文關懷,包括對希望、自由、愛等的渴望,通過藝術而將之深化,是劇場創作最初及最終要完成的其中一個目標吧。也許,這是探索真實的意義之一,甚至是我們渴求以劇場形式先行,在明知道表演者「造假」的情況下,仍然希望在共存的空間探尋真相的欲望,而那些真相,正正是這些普世價值下的基本元素。
總結
猶如最初所說,「真實劇場探索計劃」和一般探究形式的紀錄劇場不同,並不在乎於單一化的定義或定位,去詮釋何為真實,或如何呈現真實。從上述的四個演出看來,前進進探索的更是關於劇場如何涉及真實的各種維度,以及隨之產生的各種不同方向的美學效果,當中包含了虛構故事對真實資料的二次創造、真實空間與虛擬故事並置的衝擊、真實故事帶來的更多通過象徵的幻想,以及解構劇場形式帶來的去結構化的感性處理等,都是反映「後真實」(Post-truth)的當代哲學定位,即現代人不再只關心真實的意義,而是真實背後的多重象徵及關聯網,更重要是呈現真實帶來的衝擊與影響,這正好回應了最初討論劇場對真實的應用問題上。不論創作手法如何,劇場並不能否認舞台上的所有事物乃經過再創造,並只能以詮釋的方式去呈現部分的真實,不管是《鐵行里》的個人史,甚至《逝言書》的大歷史也如是。然而拘泥於劇場盡是虛無而沒有真實,或執著於什麼才是真實,對創造美學本身根本沒有意義。問題的核心在於當劇場經驗了如大量虛構及矯情的故事充滿舞台後,廿一世紀劇場創作人及觀眾所面對及再渴求的,是如何讓劇場更有效地反映現實及貼近生活。如何表達真實,及讓真實的資訊有效傳遞而不失美感。這也正是製作長達兩年的「真實劇場探索計劃」所促成的結果。
如同沙特(Sartre)認為存在主義是人生的哲學,同樣地,表演藝術也重視主觀性,我們首先要相信藝術的主觀價值,才有爭論何為真實或真實為何的意義,但所執著的也不應是社會既有的價值規範。如果對十九世紀來說,劇場是逃離現實的避風港;來到二十世紀的各路名人便以藝術之名去挑戰真實的尺度來創造不同風格的作品的話;廿一世紀的表演藝術結合了上述「後真實」想像,又將要向怎樣的方向發展?藝術與真實的存在意義,是否應該回到先驗的範疇,先確立後分析?呈現真實是否比真實的真實性更為重要?這些都是沒有固定答案的,而前進進的計劃也只是打開了幾個可能已被稱為傳統方式或新穎題材的不同創作模型,如同相信多元宇宙的概念一樣,展示未來更多的可能性,並將社會與藝術以更多不同的形態連結。正如前進進十多年前提出藝術關懷社會一樣,來到今天也有可能不合時宜,原因不是藝術不再關懷社會,而是今天的文化討論已不能是單向的關懷。歐洲盛行的去中心化的文化民主模式(Cultural Democracy) 縱然從沒有在香港藝術圈有深入的討論或滋長,但「真實劇場探索計劃」確實做到了當中對藝術的開放性討論,不堅持單一立場及非將一切定義化的創作及思考過程,正好為未來拓寬更多可行發展空間,表演藝術的邊界變得更模糊及擴大,如同計劃中的另一個項目,程展緯的「身份是如何煉成的:職場劇場練習場」工作坊一樣,將藝術思維融化進職場生活,提高勞動趣味及勞工日常的受關注程度,令創作人、觀眾、受眾與社區也變得沒有定義及分類的意義,而是一個整體的去完成項目,它既真實呈現,又在真實維度上無限延伸有趣的故事。真實脫離了執著真實,及為未來香港表演脫離表演藝術的固有標籤,做了一個很充分的準備。
猶如最初所說,「真實劇場探索計劃」和一般探究形式的紀錄劇場不同,並不在乎於單一化的定義或定位,去詮釋何為真實,或如何呈現真實。從上述的四個演出看來,前進進探索的更是關於劇場如何涉及真實的各種維度,以及隨之產生的各種不同方向的美學效果,當中包含了虛構故事對真實資料的二次創造、真實空間與虛擬故事並置的衝擊、真實故事帶來的更多通過象徵的幻想,以及解構劇場形式帶來的去結構化的感性處理等,都是反映「後真實」(Post-truth)的當代哲學定位,即現代人不再只關心真實的意義,而是真實背後的多重象徵及關聯網,更重要是呈現真實帶來的衝擊與影響,這正好回應了最初討論劇場對真實的應用問題上。不論創作手法如何,劇場並不能否認舞台上的所有事物乃經過再創造,並只能以詮釋的方式去呈現部分的真實,不管是《鐵行里》的個人史,甚至《逝言書》的大歷史也如是。然而拘泥於劇場盡是虛無而沒有真實,或執著於什麼才是真實,對創造美學本身根本沒有意義。問題的核心在於當劇場經驗了如大量虛構及矯情的故事充滿舞台後,廿一世紀劇場創作人及觀眾所面對及再渴求的,是如何讓劇場更有效地反映現實及貼近生活。如何表達真實,及讓真實的資訊有效傳遞而不失美感。這也正是製作長達兩年的「真實劇場探索計劃」所促成的結果。
如同沙特(Sartre)認為存在主義是人生的哲學,同樣地,表演藝術也重視主觀性,我們首先要相信藝術的主觀價值,才有爭論何為真實或真實為何的意義,但所執著的也不應是社會既有的價值規範。如果對十九世紀來說,劇場是逃離現實的避風港;來到二十世紀的各路名人便以藝術之名去挑戰真實的尺度來創造不同風格的作品的話;廿一世紀的表演藝術結合了上述「後真實」想像,又將要向怎樣的方向發展?藝術與真實的存在意義,是否應該回到先驗的範疇,先確立後分析?呈現真實是否比真實的真實性更為重要?這些都是沒有固定答案的,而前進進的計劃也只是打開了幾個可能已被稱為傳統方式或新穎題材的不同創作模型,如同相信多元宇宙的概念一樣,展示未來更多的可能性,並將社會與藝術以更多不同的形態連結。正如前進進十多年前提出藝術關懷社會一樣,來到今天也有可能不合時宜,原因不是藝術不再關懷社會,而是今天的文化討論已不能是單向的關懷。歐洲盛行的去中心化的文化民主模式(Cultural Democracy) 縱然從沒有在香港藝術圈有深入的討論或滋長,但「真實劇場探索計劃」確實做到了當中對藝術的開放性討論,不堅持單一立場及非將一切定義化的創作及思考過程,正好為未來拓寬更多可行發展空間,表演藝術的邊界變得更模糊及擴大,如同計劃中的另一個項目,程展緯的「身份是如何煉成的:職場劇場練習場」工作坊一樣,將藝術思維融化進職場生活,提高勞動趣味及勞工日常的受關注程度,令創作人、觀眾、受眾與社區也變得沒有定義及分類的意義,而是一個整體的去完成項目,它既真實呈現,又在真實維度上無限延伸有趣的故事。真實脫離了執著真實,及為未來香港表演脫離表演藝術的固有標籤,做了一個很充分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