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炳釗
2019年住在土瓜灣的我開始要面對一個抉擇:放棄中環的老家,徹底與這個我成長的社區中斷連繫。母親二十年前留給我的「舊居」,我一直聽之任之,隨意地讓它自生自滅,沒認真地對待。事實上,自千禧年搬離中環後,我一直感到是一個解脫,並且自此在土瓜灣區尋回了久違的小街生活氣息。我也堅持著遠離中環的生活,不再在夜間漫步,於我而言就像酒徒遠離酒精一樣不容易。
我一直以為「時間是空間的奴隸」這句話是愛恩斯坦說的,原來它只是少年意氣在思想上的僭建物,原本的出處現在已像戰前樓宇的圖則無法稽考。但這句話卻一直卡在我腦海裡,也許這反映了我在成長的階段中是多麼渴望逃離社區,以及對外在環境的畏懼。我一直視中環為一個宰制的權力國度。然而,隨著年歲的增長,對於祖父輩幾代人在中環街市打拼謀生接近一個世紀,我的內心卻充滿著無以名狀的戀慕和崇敬。每次在記憶中喚出童年歲月的畫面,儘管支離破碎沒頭沒尾,我都會帶著回溯根源的心情,把這些記憶碎片當成是能夠與祖父輩和那個已然消失的中環保持連結和讓故事延續下去的文物。
決定要寫這個戲後,我不得不努力節制我個人對中環矛盾的情意結,隱去具體的人事,嘗試學習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柏林童年》(Berlin Childhood around 1900)裡的剖白:站在社會發展無可挽回的視角,而不是從個人傳記角度去重構昔日的時光,以及想像未來的可能。
因此,我放棄了從保有更多社區小故事的卅間和中環街市出發,而選擇以鐵行里這條無事可宣的小街作為切入點,除了它是我回顧成長時無法剔除的社區之外,同時也因為創作這個戲期間,深受社會上離散的陰霾所影響─鐵行火輪公司第一代總部上那充滿離愁的陽台和凸堤碼頭上孤獨的女子身影,就像神話傳奇般,貫串地展示了這個城市的過去與將來。我也一直相信,我童年居住過的兩個街區,卅間和鐵行里,已然預示著城市人的兩種空間體驗:無法重回的故里,以及逐
漸異化的生活場所(non-place)。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所有人都是城市的流放者。唯有互相連繫,結合想像和希望,我們才能回到我們所渴慕和依戀的居所。
2019年住在土瓜灣的我開始要面對一個抉擇:放棄中環的老家,徹底與這個我成長的社區中斷連繫。母親二十年前留給我的「舊居」,我一直聽之任之,隨意地讓它自生自滅,沒認真地對待。事實上,自千禧年搬離中環後,我一直感到是一個解脫,並且自此在土瓜灣區尋回了久違的小街生活氣息。我也堅持著遠離中環的生活,不再在夜間漫步,於我而言就像酒徒遠離酒精一樣不容易。
我一直以為「時間是空間的奴隸」這句話是愛恩斯坦說的,原來它只是少年意氣在思想上的僭建物,原本的出處現在已像戰前樓宇的圖則無法稽考。但這句話卻一直卡在我腦海裡,也許這反映了我在成長的階段中是多麼渴望逃離社區,以及對外在環境的畏懼。我一直視中環為一個宰制的權力國度。然而,隨著年歲的增長,對於祖父輩幾代人在中環街市打拼謀生接近一個世紀,我的內心卻充滿著無以名狀的戀慕和崇敬。每次在記憶中喚出童年歲月的畫面,儘管支離破碎沒頭沒尾,我都會帶著回溯根源的心情,把這些記憶碎片當成是能夠與祖父輩和那個已然消失的中環保持連結和讓故事延續下去的文物。
決定要寫這個戲後,我不得不努力節制我個人對中環矛盾的情意結,隱去具體的人事,嘗試學習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柏林童年》(Berlin Childhood around 1900)裡的剖白:站在社會發展無可挽回的視角,而不是從個人傳記角度去重構昔日的時光,以及想像未來的可能。
因此,我放棄了從保有更多社區小故事的卅間和中環街市出發,而選擇以鐵行里這條無事可宣的小街作為切入點,除了它是我回顧成長時無法剔除的社區之外,同時也因為創作這個戲期間,深受社會上離散的陰霾所影響─鐵行火輪公司第一代總部上那充滿離愁的陽台和凸堤碼頭上孤獨的女子身影,就像神話傳奇般,貫串地展示了這個城市的過去與將來。我也一直相信,我童年居住過的兩個街區,卅間和鐵行里,已然預示著城市人的兩種空間體驗:無法重回的故里,以及逐
漸異化的生活場所(non-place)。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所有人都是城市的流放者。唯有互相連繫,結合想像和希望,我們才能回到我們所渴慕和依戀的居所。